湖北省来凤县离休干部张富清纪事之二,两种态

2019-10-08 21:05 来源:未知

按照国家拥军优属政策,张富清的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供销社公职人员,端上了“铁饭碗”。但三年困难时期,全面精简机构人员,时任来凤县原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下岗”。“要完成精简任务,就得从自己头上开刀,自己不过硬,怎么做别人的工作?”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后想参加招工,分管这项工作的张富清不仅对儿子封锁信息,还让儿子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大女儿常年看病花钱,他从未向组织伸过手;小儿子读书考学,他有言在先:“我没有力量也不会帮你找工作。”

妻子“下岗”了,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

“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

思想工作好做,实际困难却难解。“下岗”后,为了贴补家用,孙玉兰当过保姆、喂过猪、捡过柴、做过帮工。回忆那段艰辛岁月,孙玉兰不住地摇头,“苦,太苦了,吃穿用度、养育子女都成问题。”

另一件遗憾的事,是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一开始,掌握不好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头上经常磕出包,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扶墙站起来时,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

据《人民日报》

张富清回答:“我是党培养的干部,要是以权谋私,怎么对得起党,怎么面对老百姓?”

张富清4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与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他说:“我不是留恋过去,而是要有个满足。”

直到2018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张富清老人才出示了尘封63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其中清楚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在祖国建设时期,他依然做到了党让去哪就去哪,哪里最困难就去哪里,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体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时至今日,张富清还住在就职于建设银行来凤支行时分配的宿舍。30多年过去,当初的简易装修早已老旧不堪,泛黄的墙壁、斑驳的木门、拼凑起来的家具、被熏黑的厨房,诉说着主人的勤俭。

有人不理解,问他为何不能“灵活点”“通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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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行长李甘霖得知张富清因白内障要做手术,叮嘱老人和家属,“您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报,还是用个好点的晶体,效果好些。”到了医院,医生也向张富清推荐了7000元以上的几款晶体。没想到老人自己向病友打听,了解到别人用的是3000多元的晶体,立刻“自作主张”,选择了3000多元的晶体。“拿到报销单时,我吃了一惊,问老人家是怎么回事。老人说:"我90多岁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能为国家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吧!"”李甘霖感动地说。

当时,张家住在卯洞公社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就在那时候,张富清的大女儿患了脑膜炎,因未能及时救治而留下后遗症。这也成了张富清一辈子两件最遗憾的事情之一。

来凤县原教委主任向致春记得,当年他担任过张富清小儿子和小女儿的小学班主任,每次去家访,饭桌上总是“老三样”:青菜、馒头、油茶汤。“我在他家吃过不下10次饭,没见过肉腥。”向致春笑言,张富清当时是来凤县原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但家里的伙食比一些社员还差。

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他只认一个理儿: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共产党员不干,谁干?困难面前,共产党员不冲,谁冲?

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1985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工作30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感慨道。

过着朴素的生活,张富清却知足感恩:“我吃得好、住得好,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比贫困农民也好很多,只要国家发展得好,我们的日子都会好起来。”

多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在外地工作想回家探亲的同志也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您要腿还是要命?”

直到今天,张富清和老伴,还带着残疾的大女儿住在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老旧两居室里,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但装修、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狭窄的客厅里,有个柜式空调,是儿女们送给老人的,但两位老人舍不得用。尽管儿女早已成年,工资收入也大有改善,但勤俭节约的习惯已经深入两位老人的骨髓……

来凤县原教委主任向致春记得,当年他担任过张富清小儿子和小女儿的小学班主任,每次去家访,饭桌上总是“老三样”:青菜、馒头、油茶汤。“我在他家吃过不下10次饭,没见过肉腥。”向致春笑言,张富清当时是来凤县原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但家里的伙食比一些社员还差。

过着朴素的生活,张富清却知足感恩:“我吃得好、住得好,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比贫困农民也好很多,只要国家发展得好,我们的日子都会好起来。”

“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腿掉了!”从手术台上下来,张富清暗自伤感,“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什么都干不了,还要拖累子女?”

根据立功登记表、报功书记录和张富清老人的口述,人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位看起来平凡朴素的老人,曾在沙场九死一生,立下不朽功勋。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后想参加招工,分管这项工作的张富清不仅对儿子封锁信息,还让儿子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大女儿常年看病花钱,他从未向组织伸过手;小儿子读书考学,他有言在先:“我没有力量也不会帮你找工作。”

为了“大家”,张富清常常顾不上“小家”。

此时,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供销社归他分管。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铁饭碗”。

从陕西一直打到新疆喀什,直到解放全中国。1955年,张富清作为连职干部在武汉的中央军委航空速成中学完成两年文化学习后,面临复员转业。“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张富清一打听,了解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妻子孙玉兰也跟着他到了来凤,从此,二人几乎再没回过陕西老家。“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盘山路,从武汉到恩施要走5天,从恩施到来凤要走两天。”孙玉兰回忆说。

张富清4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与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每次放了学,我们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或者帮妈妈盘布扣,我们几个都学会了缝补衣服。”小儿子张健全回忆。

那些年,张富清打的攻坚战一场接一场。

1948年3月,陕西省汉中市洋县24岁青年张富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作战勇猛,当年8月,由连队集体推荐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几乎天天在打仗行军。”张富清回忆道:1948年6月至9月,老人参加壶梯山战役,攻下敌人碉堡一座、打死敌人两名、缴获机枪一挺,并巩固阵地;在东马村消灭外围守敌,占领敌人一座碉堡,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在临皋执行搜索任务,发现敌人后即刻占领外围制高点,压制敌人火力,完成截击敌人任务。

从县粮食局到乡镇领导,再到外贸局、建行,在湖北省来凤县工作的30多年里,张富清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的小家改善生活条件。“我是党的干部,不仅仅是一个小家庭的家长,我要为大家做点有益的事。”

那是1960年初夏,张富清收到陕西汉中老家发来的两封电报,一次是母亲病危,一次是母亲过世。那段时间,他正主持三胡区一项重要培训,原本想等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去探望,却没想到竟是天人永隔。

张富清珍藏着一枚奖章。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有博物馆希望收藏,张富清说:“现在还不舍得,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 他珍视“人民功臣”的荣誉,却从未把自己当“功臣”。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

为了“大家”,张富清常常顾不上“小家”。

时至今日,张富清还住在就职于建设银行来凤支行时分配的宿舍。30多年过去,当初的简易装修早已老旧不堪,泛黄的墙壁、斑驳的木门、拼凑起来的家具、被熏黑的厨房,诉说着主人的勤俭。

一个庄严的军礼,折射出老英雄张富清的本色。解放军报记者 穆可双摄

张富清任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的一儿一女都转去公社上学。孩子的老师向致春当时经常去张富清家家访,他说:“张富清的孩子穿的比其他学生都差,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们吃的也很差,很少见到肉。”当时不少干部会向集体借钱,对困难干部,组织上也会给几十元补贴,但后来向致春问过公社会计,会计说,直到张富清离开卯洞,从没向集体借过一分钱,也从没享受过组织对困难干部的补贴。

另一件遗憾的事,是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从县粮食局到乡镇领导,再到外贸局、建行,在湖北省来凤县工作的30多年里,张富清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的小家改善生活条件。“我是党的干部,不仅仅是一个小家庭的家长,我要为大家做点有益的事。”

十年浩劫,张富清也未能幸免。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挨过整,虽然已年过半百,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去驻村,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不通公路的高洞村。

1948年10月的一天拂晓,张富清作为班长,和两名战友组成突击组,率先攀上永丰城墙。他第一个跳下城墙,冲进敌群展开近身混战,端着冲锋枪朝敌群猛扫,突然感到头顶仿佛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后来又感觉血流到脸上,用手一摸头顶,一块头皮翻了起来……击退外围敌人后,张富清冲到一座碉堡下,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下手榴弹的拉环,手榴弹和炸药包一起炸响,将碉堡炸毁。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他炸毁了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永丰战役后,他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

多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在外地工作想回家探亲的同志也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按照国家拥军优属政策,张富清的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供销社公职人员,端上了“铁饭碗”。但三年困难时期,全面精简机构人员,时任来凤县原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下岗”。“要完成精简任务,就得从自己头上开刀,自己不过硬,怎么做别人的工作?”

施工强度高,粮食却很少。当时工地上流传一个来凤方言的“顺口溜”:“早上浑个个,中午剁一剁,晚上现场和”,意思是一天三顿都是吃土豆。

上世纪60年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一人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口。孙玉兰原本在三胡供销社上班;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张富清竟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减轻国家负担。“我不让你下岗,怎么好去做别人工作?”张富清对妻子说。

原标题:张富清的故事——两种态度待公私

思想工作好做,实际困难却难解。“下岗”后,为了贴补家用,孙玉兰当过保姆、喂过猪、捡过柴、做过帮工。回忆那段艰辛岁月,孙玉兰不住地摇头,“苦,太苦了,吃穿用度、养育子女都成问题。”

今天,这个家的家风依然。

“每当清明前后,我都会想起那些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心里很不平静: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新中国成立献出了宝贵生命……”4月2日,提起70多年前牺牲的老战友们,95岁的张富清老人依然满眼泪水,声音哽咽:“我的战功,和他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还有什么理由向组织提要求?”

那是1960年初夏,张富清收到陕西汉中老家发来的两封电报,一次是母亲病危,一次是母亲过世。那段时间,他正主持三胡区一项重要培训,原本想等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去探望,却没想到竟是天人永隔。

张富清回答:“我是党培养的干部,要是以权谋私,怎么对得起党,怎么面对老百姓?”

说起张富清“不给组织添麻烦”,来凤县建行行长李甘霖感受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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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理解,问他为何不能“灵活点”“通融些”?

一碗苞谷饭、一碟黄豆合渣、一盘炒青菜,这是张富清的晚饭。素淡的饮食,一如老人离休后恬淡的生活。

1963年,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孩子们下午放学,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

张健全是张富清老人的小儿子。老人听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开展退役军人登记普查,这才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让儿子拿来登记。

“把大家的事办好,我们的小家才能过得舒服。”张富清对待公和私的原则,在张家被严格地执行着,“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是全家都要遵守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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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当年的同事,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一楼租给了商户,环境嘈杂,他依然觉得挺好。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张富清干工作,照样保持着突击队员的作风。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在那里,张富清带领社员们投工投劳,一起放炮眼、开山修路……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每次放了学,我们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或者帮妈妈盘布扣,我们几个都学会了缝补衣服。”小儿子张健全回忆。

“把大家的事办好,我们的小家才能过得舒服。”张富清对待公和私的原则,在张家被严格地执行着,“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是全家都要遵守的规矩。

“您都离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事要做?”

1975年,张富清的大儿子遇到一个到恩施市工作的机会,但身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张富清却让儿子放弃机会,下乡当知青。“我经常对儿女说,找工作、找出路不能靠父亲,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要自强不息、自己奋斗。”张富清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张富清的三个儿女都很争气,通过高考和岗位的公开招考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一碗苞谷饭、一碟黄豆合渣、一盘炒青菜,这是张富清的晚饭。素淡的饮食,一如老人离休后恬淡的生活。

当时,张家住在卯洞公社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就在那时候,张富清的大女儿患了脑膜炎,因未能及时救治而留下后遗症。这也成了张富清一辈子两件最遗憾的事情之一。

驻村,“比打仗都难”

每一次战斗,张富清总是担任“突击队员”。“那时候,解放军的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为什么?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为了党和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比光荣!”慈祥的张富清老人,说起自己坚定的信念,突然严肃无比,声音中气十足……

后来生活好了,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逢年过节,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到饭店聚餐,他总是先约法三章,规定钱数,不许铺张。

“去年12月3日快下班的时候,张健全叔叔匆匆忙忙进来,拿出一个很旧的红布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张类似奖状的泛黄纸页、一个红本子、三枚奖章。我第一眼就被刻有"人民功臣"字样的勋章吸引住了……”来凤县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登记人员聂海波回想起当日情景,一切仍历历在目,“再看到由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签发的"报功书",以及上面记录的战功,我整个人就愣住了。我父亲曾是军人,我也算是个"军迷",但这样的勋章我从没见过,有这样大战功的人,我也从没接触过。”

张富清的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有吃的不吃,有用的不用”。

95岁老英雄张富清老人在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却直到2018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他才出示了自己尘封63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其中清楚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

2012年4月,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医生最后诊断,必须高位截肢。

“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

每月,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农忙季节,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孩子们想念爸爸了,就翻过一座座山,跑到村里去找他……

路,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上任时,张富清沿着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高洞,对交通不便之难感受颇深。

不管多苦、多累、多困难,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他陕西口音重,怕社员听不明白,就总是放缓语速,慢慢地说话。

“执行党的政策,不从自己做起,怎么落实?”张富清劝说妻子,“你下去了,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

然而,也有一次例外。

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主动向他道歉,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

“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张富清说,“我必须重新站起来,至少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

贫困的情景,令张富清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沉甸甸的。

1953年7月,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先后在天津、南昌和武汉学习两年文化课程,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

他的4个孩子,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当上了干部或职工,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按照他的“规定”,此次各路记者采访,除了小儿子张健全,其他子女、孙辈都不能露面。

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

多年来,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每月工资发下来,先交党费,再买生活必需品,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再紧张,决不超支。

修路时,张富清一直铆在那里,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他说:“党员干部就应该带头啃硬骨头。”

除在党校学习两年外,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20年间,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紧紧地连在一起。

“为什么?”

“我只要细米!”管理员口气很硬。

此言不虚。到了三胡,张富清发现,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营业计划完不成,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很满足”

当时,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饭的,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准是三胡的。

“说实话,下乡驻村的时候,比带突击组打仗都难。”回忆起当时的艰辛,张富清至今感慨。

他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苦,而是要不要坚持原则。

他和他们,“已如土地和庄稼”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一声令下,深爱部队、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纵怀着万般不舍,也毅然脱下军装。

很快,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

“人,要靠自己。如果考不上学,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不说重话,但他的以身作则,就是威严。

“我又没出问题,没犯错误,为什么拿我开刀?”一开始,孙玉兰想不通。

1955年至1962年,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两儿两女,家庭负担本来就重,少了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曾喜欢抽点烟、喝点酒的张富清,全都戒了。

除了生病去医院,他从不坐出租车。他说,来凤县城小,到哪儿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

在张富清的努力下,用了一年时间,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提高粮食产量。在区里统一安排下,他开始上山驻村。

张富清也一样,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1978年暑假期间,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晒辣椒挣钱,攒了9块多,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也是从那时起,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

“凤凰来仪”之地来凤,虽有美丽传说,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高山丘陵,交替连绵”“河流沟溪,纵横交织”。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一待就是64年。

“为啥不选个好一点的?”

1955年1月,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从武昌到巴东,然后赶往恩施。当时,从恩施到来凤,坐车要走一整天、“两头黑”。

他开导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但更是党的干部,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儿子很理解,到林场住在茅棚,种地、植树,一干就是几年。

“我虽然离休了,但一直帮老单位建行开展业务。我认识的人多,大家也信任我,能帮上不少忙呢……”

“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

冬季农闲,是修路的好时机,但空气湿冷。为加快修路进度,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有的人不想上工,他就耐心去动员。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干部。张富清有3个转业去向可以选择:一,留在城市,生活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二,回陕西老家;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珍视“人民功臣”的荣誉,却从未把自己当“功臣”。

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并留心观察,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

张富清琢磨着:要打消社员的疑虑,只能靠实际行动。

每天天刚微亮,他就起床,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哪里难修,他就赶到哪里。

新中国成立了,仗也打完了,母亲一直盼他回去。打了那么多仗,母亲只是收到报功书,却见不到儿子的身影,日夜思念。

社员吃不饱,他更吃不饱。可当着社员的面,他不能表现出来。有时饿得难受,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舀点水喝,然后接着干。

当时,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难以保障供应,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许多群众拿着粮票买不到细米,意见很大,经常与粮店工作人员发生口角。

张富清的答复,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后来,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这位领导“提醒”张富清:“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他却毫不松口:“供应上我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谁不想到好一点的地方?从内心讲,我想回陕西老家,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是党的干部,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到艰苦地方去。”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

1979年夏,随着一纸调令,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离开大山,回县城任职。消息不胫而走,群众依依不舍。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

1977年,国民经济好转,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

每次,都是“最需要的地方”

春风终化雨。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对张富清,从抵触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

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路终于修通了。虽然是条泥土路,但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

他经常拿出部分工资接济乡亲,但毕竟杯水车薪,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

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尤其是桐油,“浓度高,色泽金黄,粘之可扯成丝”。当时,社员们靠山吃山,却“吃”错了方向,没用好这棵“摇钱树”。

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借鉴经验,办起林场。此外,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

即便下了通知,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一开门,仍满眼是人。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有的捧着吃的东西……

当时,买不起布,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儿子张健全回忆:“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含氮量’的字样。”

在三胡时,他全家住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床,“挤哒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挤在一起),门勉强能打开,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下雨时再搬到屋里。

但在家人和医生面前,张富清依然乐观,未显露半点消极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伤口刚愈合,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先是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

“那里苦、条件差,共产党员不去,哪个去?”他心头涌起的,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情。

“你们要吃饭,群众也要吃饭,我只能按规定供应,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

“不截行吗?”

张富清转业初期,按照国家政策,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

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恩施偏僻艰苦,最需要干部。他一听,就要求到恩施。随后,他又到了来凤——因为在恩施,来凤地处鄂、湘、川交界,最偏远。

“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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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汗水换来收益,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有两位驻村干部吃不了这些苦,宁愿放弃干部身份,悄悄去抓黄鳝挣钱。

“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就选了。”张富清说,“我都休息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节约一点是一点。”

张富清想,要减少矛盾,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

“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截了肢怎么干啊!”

1961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共度时艰,国家开始精简人员。

到来凤,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在粮食短缺的年代,这个岗位“权力很大”。

“去年,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手术前,我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李甘霖说,“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也选了同样价位的。”

“背粪上山,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身上、衣服上,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他知道:同大伙儿一样出力,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

1959年初,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三胡区任副区长。

——湖北省来凤县离休干部张富清纪事之二

令他泪湿双眼的,何止这一次!当年,他被打倒,停发工资,断了生活来源,但早上一开门,常常发现门口放着些米面和菜。悄悄送来,不留姓名,至今不知是谁送的。

除了任务重、路途远外,就是缺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几乎没有余钱。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

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栽上油桐树和茶树。

到三胡后,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穷:很多群众几乎顿顿以菜代饭,有的群众没衣穿,“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

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有博物馆希望收藏,张富清说:“现在还不舍得,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病危。手捧着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1955年9月,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映极好”。1956年5月,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任职不久,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1957年3月,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毕业后,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农村。

无论做任何事,张富清总是先从党和国家的角度考虑。从他读的书、看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他虽居陋室,却视野开阔、格局很大。他的心,紧贴着实现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梦想。

孙玉兰,是张富清探家时认识的同村姑娘,当时是村妇女主任、共青团员,虽小他11岁,但认准了这个军人。他们在武昌结婚。

没有专业工具,就用农具开山挖土,靠肩挑背驮运石头,修路基。碰到大石头,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来的炸药,节省着一点点炸。

“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只有粗米。”张富清解释说。

靠着战场上淬炼的顽强意志,经过近一年锻炼,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上楼下楼,上街买菜,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

晚上,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空暇时间,他帮社员打扫院子、挑水……

“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乡的菜疙瘩,一家人说说家常。”

公仆情怀

一天晚上,张富清回区里开会。由于干了一天农活,吃得又少,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当路过一座桥时,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

从部队到地方,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人民”二字,永远写在前面、刻在心上——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党员干部,这是他的初心、他的坚守、他一生奋斗的源头。

但是,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20年,他总是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

令张富清欣慰的是,如今的卯洞,又开始加速发展油桐,还打出了“来凤桐油甲天下,卯洞桐油甲来凤”的广告。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去打仗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困难吗!”

虽然他交的伙食费,远比吃到嘴里的多,可刚开始,社员并不欢迎他。他们认为张富清是“区里来的干部”,干不了农活,是来添乱的。他组织生产,有人说:“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没力气干活。”

那时,家家房子不宽裕,更没有多余的床。他就找间柴屋,铺上稻草当床。晚上,刚躺下,蚊子、跳蚤便开始“联合攻击”。他拿手帕、衣服驱赶,实在赶不走,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早上起来,浑身是包。后来,他找来六六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但只能管个把星期。

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这才躲过一劫。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心疼地说他“命真大”。

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牺牲的战友。采访时,他说:“和牺牲的战友比,我还活着,吃的住的都好,我很满足。”

一时间,许多群众打算翻山越岭到卯洞来送别。公社连忙通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众代表即可,不要来人太多。

一天,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

■解放军报记者 杜献洲 安普忠 邵 薇 王通化

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住进最穷的社员家。在社员家里,无论吃的是玉米、土豆、红薯,还是野菜,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一餐半斤粮票,一天3角伙食费,一个月3两油票,三五天结一次账。

张富清珍藏着一枚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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